□刘吉涛/文

　　制定《保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为依法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。如果单纯地站在企业家立场上看这个问题，似乎很有道理，企业家对国家经济有突出贡献，专门立法保护他们的权益好像并无不可。但是，如果将此事放在整个中国立法大背景下考察，就会发现这种提议是非常不适当的。

　　我国目前的立法中，确实存在为特定人立法，提供特定保护的情况，比如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》、《残疾人保障法》等。国家之所以这么做，因为这些特定的主体是生活中的弱势群体，他们自我保护能力差，他们的权益极易受到不法侵害。为他们立法并提供保护，是符合社会正义原则要求的。

　　我们还有一种立法，是与职业群体有关的，比如《教师法》、《医师法》、《律师法》等等。虽然这些法也对某一职业群体的权益进行规定，宣布对其合法权利进行保护，但是立法主要目的不在保护，而在于管理与规范。原因是这些职业比较特殊，绝大多数有职业资格限制，而且通常都由国家工作人员充任。国家立法对这些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规范管理，可以实现规范整个行业的目的。

　　相对而言，企业家并不具备上述特征。首先，企业家不是社会弱势群体，不仅如此，企业家因其经济优势，在社会上往往占据强者地位，维护实现自己权益的能力比较强。其次，企业家即便是一种职业，但绝对不是特殊的职业。任何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，无须经过职业资格考试，只要投资办企业就可以成为企业家。再次，我们现有的法律，例如《民法》、《商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等调控经济的法律比较完备，对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提供了很周全的保护，再为之立法，可能造成重复立法，浪费立法资源。当然，企业家虽然比较强大，但是也会受到侵害，比如受到行政权力的不正当挤压、受不法官员的欺负、受恶势力的敲诈等不一而足。但是，解决这些问题是有法可依的，这些问题都在《宪法》、《刑法》等法律的调控范围之内。换句话说，企业家的这些权利，还没有突破公民权利的范畴，这些问题不只企业家，其他公民也会遭遇到。因此，法律作了普遍性规定，并进行普遍性调整。

　　与企业家相比，世上还有许多人、许多群体，无论地位、能力还是生存状况远远赶不上企业家。比如农民、打工者等等，他们面临的生存风险和压力远非企业家能够相比。企业家不仅有经济实力，也有代言人，他们的声音往往会受到社会重视。如果《企业家权益保护法》真的先于《打工人员保护法》等保护弱者的法律出台，我想这不仅是立法价值选择的失衡，更是社会的悲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