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2年杭州市政府用300万元重奖了三个企业家，一个是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，一个是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当时媒体采访问我们未来的理想是什么，宗庆后说，“我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!”

　　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我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。2000年的时候，我曾打了正式的报告要求辞去青春宝集团董事长的职务，但东家不让我走。我是党员，党让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。今天妈妈让我继续当保姆我依然努力地干，但也随时准备着一纸令下让我走人。到那时是妈妈不要我了，我可以让自己心安理得地非常愉快地走。

　　当然，话说回来，其实我什么时候都可以一走了之，但我走了对不起这4000多名员工，这个企业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很珍惜。曾经有个国外企业以年薪100万美元的高价请我，但我还是舍不得走，我不是舍不得我这个位子，而是舍不下这个企业和企业里的几千名员工。所以当一天家就努力干一天，即便是最后一天也要尽心尽职地做好。不让我当了，我就什么也不管了，也没有资格管了，我就可以一走了之了。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态。

　　事实上，青春宝和民营企业没有任何区别，国家没有投一分钱，盈亏风险都是自己承担。但体制的不同导致了我和宗庆后、鲁冠球三个人不同的梦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老总都是凭着良心在做事。因为体制决定了他永远是一个打工者。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凭着良心在做事，今后还有没有这样的人?我不知道。现在或以后年轻的国有企业老总，还有几个人会这样努力地拼命地干?我也不知道。像长虹的倪润峰、红塔的储时键、三九的赵新先，都是这样的结局!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，但他们所领导的企业曾经创造了多么辉煌的成绩。有本事的年轻人都去搞民营企业了，因为民营企业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今后真正为国有企业拼命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少。

　　我理想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让经营者持一定股份，我认为这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最好的办法。经营者持有了一定股份，才能真正地同企业同命运共患难。如果一味地让他打工，一味地要求他讲奉献，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出问题。奉献要讲，我讲了一辈子奉献，但我认为奉献应该是自己讲，上面应该讲激励。现在倒过来，上面让大家讲奉献，下面却说我们要激励。应该讲激励的在讲奉献，应该讲奉献的在要激励，岂不乱套。所以机制问题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。特别是近10年来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心态变化非常明显。我搞了30多年的国有企业，现在还在位，但像我这样的在全中国可能也是绝无仅有了。

　　我的一个最大遗憾是没有“夕阳红”。所以退休以后我就休息了，也可能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。